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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邦究竟应该叫汉高祖还是汉高帝?两者有何区别?

发布时间:2019-12-21  传承者:历史日记  转载自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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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:汉唐间的庙号、尊号和谥号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!

  之前笔者发布过一条视频,内容是关于汉高帝刘邦的。视频发布以后,不止一位网友提出说标题写错了,说刘邦不是“汉高帝”,而应该是“汉高祖”。其实,这是一个非常常见,而且流传甚广的误会。不仅很多网友这么认为,就连有些高等教材也做如是说,认为刘邦的庙号就是“高祖”,所以刘邦的称谓应该是“汉高祖”;有些教辅材料又说“高祖”是刘邦的谥号,总之都把刘邦称之为“汉高祖”。

  在这些明显错误的影响下,“汉高祖”的叫法深入人心,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叫法。笔者觉得,现在大家都知道“汉高祖”就是刘邦,这种叫法作为一般的通俗称谓,倒也无伤大雅。不过,若论“汉高祖”这个名称本身,既不是刘邦的庙号,也不是刘邦的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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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汉高祖”并不能算一种规范的叫法

  那么,刘邦的庙号到底是什么呢?在古籍里常见的庙号,尊号和谥号,他们各自又有什么特点,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?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聊整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
  一、汉高祖还是汉高帝?

  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里有《高祖本纪》,这是刘邦的本纪,光看这个似乎就能明确,“高祖”既然是指刘邦,所以这个“高祖”至少不是庙号,也是谥号,二者必居其一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我们再来看看《高祖本纪》里具体是如何说的。

  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:

  “丙寅,葬。己巳,立太子,至太上皇庙。群臣皆曰:‘高祖起微细,拨乱世反之正,平定天下,为汉太祖,功最高。’上尊号为高皇帝。太子袭号为皇帝,孝惠帝也。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,以岁时祠。”

  在这里,《史记》本身就出现了三种叫法,一个是用“高祖”来代指刘邦,然后是明确了刘邦庙号是“汉太祖”,最后又说刘邦尊号是“高皇帝”。这种稍显混乱的说法,确实有点让人莫衷一是。

  既然如此,我们再来看看《汉书》里的记载。

  《汉书·高帝纪》:

  “五月丙寅,葬长陵。已下,皇太子、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。群臣曰:“帝起细微,拨乱世反之正,平定天下,为汉太祖,功最高。”上尊号曰高皇帝。 ”

  首先,《汉书》使用了《高帝纪》这样的篇名。在行文里,叫法也比较统一,显示出了东汉时在称谓上已经较为规范。虽然两书关于刘盈和群臣议刘邦的庙号和谥号的时间上有所不同,但是两相对比,我们就可以看出,刘邦的庙号其实就是“太祖”,也就是“汉太祖”,而尊号为“高皇帝”,也就是“汉高帝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里的“尊号”和后世的“尊号”意思不同,其实就是汉代人对“谥号”的叫法。关于“尊号”,我们在这里先不做展开,会在后文中再来进一步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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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司马迁时代,各种制度还不成熟,称谓也较为随意

  所以说,刘邦如果以庙号相称的话,应该为“汉太祖”,而如果以谥号来叫的话,则应该是“汉高帝”。对此,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,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有过明确的结论,他在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一书里曾经说过的,“举例来说,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,汉文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文皇帝。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;无独有偶,巴蜀书社的创始人,学者袁庭栋在《古人称谓漫谈》也有类似的看法,“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谥号是 ‘高皇帝’”;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在《历代纪元表》中,则把刘邦称为“汉高帝”,这显然是用谥号来称呼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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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汉高祖”其实并不规范,看起来是一种混合的叫法

  讨论到这里,其实关于刘邦的规范叫法,应该是比较明晰了,但是这里很多朋友依然会存有一个疑惑,那就是既然应该把刘邦叫做“汉高帝”或者“汉太祖”,为什么在《史记》里,又会有“汉高祖”的叫法,甚至其本纪也被称为《高祖本纪》呢?是司马迁错了吗?

 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司马迁的时代距离刘邦很近,司马迁用“高祖”来称呼刘邦,显然代表了时人的习惯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,笔者觉得其实大概是有这样两个。

  一是“高祖”一词,本身有开国君王的意思。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其中就有“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,乱越我家”的说法。在这里,商朝的君王盘庚将自己的先祖商汤称为“高祖”;同样的,《尚书》里的《顾命》篇也有:“张皇六师,无坏我高祖寡命。”的说法,清代学者孙星衍 把这里的“高祖”解释为周文王姬昌;而诸葛亮在“隆中对”里所说的“高祖因之而成帝业”,其实也是取这种意思。而之所以“高祖”会有开国皇帝的意思,其实在我们之前提到的《汉书》里,已经有所解释了,开国皇帝往往是有“开创”之功,“功最高”,而“开创曰祖”,所以开国君王就自然具有“高祖”的含义了。

  第二,称刘邦为“汉高祖”,其实颇有“高帝”加“太祖”混称的味道,这是一种将谥号和庙号混用的表现。在《史记》中,往往同时出现“汉高祖”和“汉高帝”的叫法,这说明当时的人明白两种称呼其实都是说的刘邦,而又不加严格区别地使用习惯。

  而这种习惯,其实又反映了古代庙号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制度化的这个事实。

  二、没有制度化,并不十分严格的庙号

 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的《称谓》卷里曾经提到,“历观自古称谓不同,缘情而作,本无定准”,其实就反映了中古时期庙号的常态,那就是历代庙号其实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规范,更没有形成制度,所谓“缘情而作”,往往具有因情势而定的特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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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曹魏是称“祖”泛滥的开始

  相对而言,庙号为祖是最为严格的。清代学者方苞虽然说过“祖者始也,故宗无定数,祖一而已”,表明“祖”在一个王朝只会有一个。但是,在实际上,一朝多祖的情况在汉代就发生了。刘邦为汉太祖,而汉光武帝刘秀庙号为“世祖”。然而汉光武帝毕竟确实有“开创之功”,称祖还可以说得过去。而三国时期的曹魏,则连续三代皆称“祖”,出现了令人惊讶的“三祖”,魏武帝曹操为太祖,魏文帝曹丕为世祖,魏明帝曹睿为烈祖。刘知几把曹魏这种情况和汉代相比较后得出结论,“两汉名实相允,今古共传。降及曹氏,祖名多滥。”和刘知几有着相同看法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,他在《日知录》里也提到过,“称祖之滥,始于曹魏之三祖。”

  另外,在两汉时期,庙号也是不轻易授予帝王的,必须要有卓越的功业才可以。整个两百年的西汉王朝,有庙号的仅有太祖高帝刘邦、太宗孝文帝刘恒、世宗孝武帝刘彻、中宗孝宣帝刘询四位,而这四位是众所周知,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伟大帝王。另外,汉昭帝、汉元帝和汉成帝,在王莽时代本来也是有庙号的,但是到了东汉光武帝的时候,经过重新“审核”被认为功业不配,竟然把这三位的庙号除掉了,虽然此举有否定王莽之意,但是两汉帝王得“庙号”之难,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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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汉帝王获得庙号不是件容易的事

  到了唐代,庙号开始泛滥,除了个别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庙号之外,几乎个个都有庙号,则显示出庙号泛滥,荣耀帝王功业的意义已经大大减弱。

  总的来说,汉唐之间的庙号并没有被严格的制度规范化起来,这其实也是《史记》中刘邦的称谓出现了庙号和谥号混用的原因之一,而刘邦的“汉高帝”在《史记》中被写成“尊号”,这其实是汉代人对“谥号”的一种叫法,真正意义上的“尊号”,是到了唐代才兴起的。

  三、唐代兴起的尊号

  “尊号”的出现,可以追溯到秦代,秦王嬴政扫荡六合,海内归一,李斯等人就给嬴政上“尊号”,最早的“尊号”拟为“泰皇”,然而嬴政却并不满意,他自认为其功“德兼三皇、功盖五帝”,所以称“皇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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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尊号”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秦代

  其实,这个时候所谓的“尊号”,意义可以和皇帝划等号。换言之,嬴政已经觉得夏之“后”,商之“帝”,周之“王”,已经无法凸显其功德之盛,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高贵完美的词汇作为自己的称呼。所以,“皇帝”一词的出现,本身是为了解决尊号用词的问题。由此,笔者觉得虽然后世,特别是唐以后的尊号,意义和秦汉时期的尊号已经完全不同,但是却在性质上显示出了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  笔者认为,宋代史学大家范祖禹在《唐鉴》里就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承接关系,“尊号之兴,盖本于开元之际。主骄臣谀,遂以为故事。”范祖禹在这里一是谈到了谈到了给帝王上尊号的风气开始兴盛,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一客观史实。然后,更为重要的是,他向我们揭示了尊号开始在唐代盛行的原因,就是“主骄臣谀”。唐玄宗缔造的开元盛世,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,在这种情况下,李隆基沾沾自喜,这就出现了所谓“主骄”的局面,而“臣谀”则是“主骄”的产物,尊号开始泛滥的情况,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,并一直持续到了整个封建时代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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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尊号泛滥的始作俑者

  而唐代尊号之泛滥,笔者觉得又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。一是尊号会被不止一次地被频繁加尊,而不论帝王生前死后,比如唐玄宗在生前被加尊号多达六次,死后又再次被追加为“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”,这其实也就是唐玄宗在民间被称为“唐明皇”的由来。其次,尊号的字数不断追加,李隆基生前的尊号就达到了十四个字,“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”,很考验肺活量是不是?这种情况,其实也就是陆贽所说的“尤恐称述未周”,生怕没有用尽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词汇来描述皇帝的功德。

  然而这种情况备受史家批评,北宋孙甫对此就颇有些嗤之以鼻,他的史学大著《唐史论断》历述了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兴衰,颇具有历史批判性。在这本书里,他就批评过唐代尊号大盛的情况,他认为像唐高祖李渊,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杰出帝王都没有滥用尊号,甚至连秦始皇这样非常想在称呼上给自己“加戏”的人,也未曾使用尊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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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真正的英主,反而不在意尊号

  并且,他进一步批评了唐玄宗,认为他给尊号之滥开了一个坏头。唐玄宗自己对“善恶”的标准,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,然而他“明知故犯”,忘却了唐高祖和唐太宗这样圣主明君的务实做法,反而效仿唐高宗和唐中宗这样搞“面子工程”图虚名的不实之举,实在是不应该。

  四、古人重名节——谥号

  另外,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谥号。我们所熟知的大禹、成汤、还有周武王,其中的“大”、“成”和“武”都是谥号。谥号的作用主要是“盖棺定论”,用以总结逝者的一生。这里有所不同的是,不管是庙号还是尊号,都是帝王专享,而“谥号”却是“普通人”也可以享有的。这里普通人之所以要加引号,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也可以享有,只是相对于帝王专有这个角度而言的。并且,因为事关名节,又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,最高统治者就一直试图把控谥号裁定权,比如汉代就“谥必下太常定议”。

  并且,谥号相对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庙号并不严格,“缘情而定”显得还有些随意而言,谥号反而更具有规范化的特点,《谥法》也在历代的修订中不断完善。并且,古人重名节,对于谥号往往还有种特殊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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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吴质得罪的人太多,被谥为“丑”

  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吴质,有大功于曹丕,却因为被认为侮辱过董昭,报复过崔林,还让宗室曹真当众出丑,特别是对陈群还颇为轻视,把这些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士人群体的代表人物几乎得罪了个遍。当他过世以后,大家都一致认为他“怙威肆行”,于是按《谥法》索号,给他破天荒地来了一个“丑”,谥曰“丑侯”。对于这样的谥号,吴家的后人自然难以接受,吴质的儿子吴应为了还父亲一个“公道”,一直坚持上书表示非常冤枉,终于在二十四年之后,让吴质得以改谥“威侯”,而此时当年给吴质定谥的人也已经全部过世了。

  与此类似的还有贾充的故事,魏晋禅代的头号功臣贾充,因为曾经指使过“背锅侠”成济弑君,在弥留之际,别的都不太在意,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谥号。

  《晋书·贾充传》:

  “充年衰疾剧,恒忧己谥传,模曰:‘是非久自见,不可掩也。’”

  应该说,贾充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,贾充死后,博士秦秀以《谥法》“昏乱纪度曰荒”,给贾充定谥为“荒公”,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。秦秀的做法,无疑是对魏晋禅代之际,发生过的这种丑恶酷毒政治不伦事件的反思和否定。司马炎虽然后期对贾充已经很不“感冒”,但是出于维护西晋法统的考虑,还是没有接受这个谥号,改用了博士段畅的建议,谥贾充为“武公”。

  结论

  古代的庙号、尊号和谥号,是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内容,然而礼制本身较为抽象难懂。笔者从刘邦的称谓辨析开始,分别就庙号、尊号和谥号跟大家一起做了个读史心得的分享式介绍。最后,笔者以两个稍显有趣的小故事作为结尾,试图给予本来抽象艰涩的礼制史一些轻松活泼的画面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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